大佬也遗憾过：俞敏洪生命中的两次重大失败
2013-08-16 15:59:02   来源：   浏览： 次

【编者按】当我们能够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失败和考验，我们才能成熟、收获。作为一个成功者，柳传志、马云、史玉柱、王健林、俞敏洪、潘石屹……这些商界大佬人生中最大的失败或是遗憾又是什么呢？

联想创始人 柳传志

柳传志：历史不可假设

不能说是失败，只能说比较遗憾。我在1988年自己带了30万港元到香港去办香港联想，实际上我要对北京、香港两边的公司负责，这不仅难度大、风险大，而且对1988年到1994年联想的发展影响也很大。当初，如果我专心、全力抓北京公司，那会是一个结果，但是不去香港，可能又会带来别的问题。历史不可假设。（新京报）

阿里巴巴创始人 马云

马云：我最遗憾的错误

2001年，我犯了一个错误，我告诉我的18位共同创业同仁，他们只能做小组经理，而所有的副总裁都得从外面聘请。现在十年过去了，我从外面聘请的人才都走了，而我之前曾怀疑过其能力的人都成了副总或董事。我相信两个信条：态度比能力重要，选择同样也比能力重要！

史玉柱

史玉柱：生活上的遗憾是我最大的遗憾

我的时间大部分都投入到事业当中去了，妻子离我而去，生活上的遗憾是我最大的遗憾。

——（《沉浮史玉柱》）

俞敏洪

俞敏洪：我生命中的两次重大失败

第一次是我的高考。我在一篇文章中讲过我高考的故事，那时并没有远大的志向，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，离开农村到城市生活就是我的梦想，而高考在当时是离开农村的惟一出路。但是由于知识基础薄弱等原因，我第一次高考失败得很惨，英语才得了三十三分；第二年我又考了一次，英语得了五十五分，依然是名落孙山；我坚持考了第三年，最终考进了北大。这里我想说明的是两点：第一点是坚持的重要，因为无视失败的坚持是成功的基础；第二点就是能力和目标成正比，能力增加了，人生目标自然就提高了。我一开始并没有想考北大，师范大专是我的最高目标，但高考分数上去了，自然就进了北大。这算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失败和成功交织的滋味。

我的另一次刻骨铭心的失败是我的留学梦的破灭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中国出现了留学热潮，我的很多同学和朋友都相继出国。我在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下也开始动心。1988年我托福考了高分。但就在我全力以赴为出国而奋斗时，动荡的1989年导致美国对中国紧缩留学政策。以后的两年，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大减，再加上我在北大学习成绩并不算优秀，赴美留学的梦想在努力了三年半后付诸东流，一起逝去的还有我所有的积蓄。为了谋生，我到北大外面去兼课教书，因触犯北大的利益而被记过处分。

为了挽救颜面我不得不离开北大，生命和前途似乎都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。但正是这些折磨使我找到了新的机会。尽管留学失败，我却对出国考试和出国流程了如指掌；尽管没有面子在北大呆下去，我反而因此对培训行业越来越熟悉。正是这些，帮助我抓住了个人生命中最大的一次机会：创办了北京新东方学校。

一个人可以从生命的磨难和失败中成长，正像腐朽的土壤中可以生长鲜活的植物。土壤也许腐朽，但它可以为植物提供营养；失败固然可惜，但它可以磨炼我们的智慧和勇气，进而创造更多的机会。只有当我们能够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失败和考验，我们才能成熟、收获。而那些失败和挫折，都将成为生命中的无价之宝，值得我们在记忆深处永远收藏。

潘石屹

潘石屹：丢掉最多的就是自我

上市对我而言，可能不是一个暂时的节点，而是一个新的起点。确实是这样，对我来说完全不一样了。心态和考虑问题的方式都不同了。

现在你有上百亿的资金了，首先，数的概念完全不一样了。原来赚了钱是我自己的，我要负责的是我的5000多个客户。上市之后，我知道光第一天认购我们股票的散户就是57万，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数量的变化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人应该是不断丢掉一些东西的。我觉得丢掉最多的，就是自我。就像《楞严经》里阿难对佛祖所说，魔把我的心搞乱了，其实这个魔就是自我。（《南方人物周刊》）

王健林

王健林：万金不卖的收藏

1995年，辽宁文物局搬迁，一个尘封已久的大木箱引起众人关注。管库房的老太太说：“几十年了，从来没有打开过。”箱子一打开，举座皆惊。全是字画，吴冠中、刘海粟、傅抱石、李可染……件件精品，足有百幅之多。

“那是在1963年，全国经济形势刚刚好转，东北局组织全国40位知名画家一线到东北写生，上长白山、穿林海，过雪原，最长两月，最短也有一二十天。可想而知，刚刚经历了3年饥荒，画家们酒足饭饱之余，故知新交，焉能不画兴大起？下得山来，每位都是精心构思。有的画了四五幅，历来低产的吴先生也画了一幅。画完之后，这些作品就被请进一个大木箱，一直放在那儿。文化大革命乱了之后更没人管。”王健林娓娓道来。

当时他一听说有这么一箱宝物，立马派手下前往求购，全都碰了钉子。没办法，王健林亲自出马，专程跑了两趟。

万达当时还在做一本万利的住宅开发，1992年销售额就已超过20亿。他对文物局的人说：‘你只要开价，我就给你，绝不还价。’当时我担心这些东西能不能保存的住，如果哪位领导想要，他敢不给？我跟他说我要建美术馆，更好地保存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死榆木脑袋就是不卖。说文化大革命都过来了，这个东西得留着。现在我倒是敬佩他的精神，当时是生了一晚上的气。”

如今已在收藏界浸淫25年的王健林，早已过了为一幅画而耿耿于怀的阶段，但听他“痛说革命家史”，依然能感受到其当年的懊恼之情。“这是我这一生中最遗憾的事情。”

王健林在收藏界一直比较低调，以至于较长时间内国内拍卖界对王健林少有人察觉。而他才是吴冠中、石齐等诸多大画家背后真正的推手。（《经理日报》）